刘正成 ：季老，几年前，在荣宝斋开会的时候，送了您二十几本《中国书法全集》，现在把后来出的十几本再送给您，现在一共出了四十四卷了，请您指点一下。

季羡林 ：不敢，不敢。当时顾廷龙先生还在。相当好 ! 中国书法，是世界上独特的。《中国书法全集》是开天辟地的，为我们民族立了一大功。

刘正成 ：我们根据您的意见，把少数民族的文字诸如西夏文等也计划编一卷。这样可以体现多民族国家在文字和文化上发展的关系。

季羡林： 少数民族中的东巴文，前几天有人送给我一副对联。西夏文，可以会写了。别的少数民族文字，我就不敢说了。

刘正成 ：彝族文字也是从中国古文字改过来的，可能受殷商文字的影响，慢慢改过去的，就象韩文、日文从汉字改过去的。

季羡林： 蒙文和满文是一个体系来的。

刘正成： 元朝有八思巴文，是一个新造的文字，也没有在社会上通行开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元朝时间短，另一方面这种造字法本身有很大缺陷，所以只在当时的上层少数人中使用过。后来成了一种死文字。

王岳川： 东巴文是纳西族的文字，还是不错的。我最近正好到云南丽江去作了一次考察，感受到东巴文字的朴素，但是其书写否可以称为书法还可以讨论。

季羡林 ：他们送的那副东巴文对联，从美学的观点看，不美。

王岳川： 主要是文字结构行气比较散。季先生，当代书法您认为在二十一世纪怎么发展，应该是写怪怪的字、写丑丑的字呢，还是写清丽文雅、生动神俊的字呢？您喜欢什么样的 ?

季羡林： 刚才讲了，我的欣赏能力是保守的，还是喜欢王羲之那个传统。看着曹宝麟的那个表，看着字的结构，我也说不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。我喜欢《兰亭序》，颜真卿的《争座位表》，怀素，宋朝我最喜欢黄山谷。

刘正成： 最近《中国书法全集·黄庭坚》就要出版了，出版后马上给您送过来，请您指点。

季羡林： 在江西庐山不远的一个地方—石钟山，看到黄山谷的碑刻，那真是惊心动魄！另外清代我喜欢邓石如。清代恐怕他是大家，第一大家。他写赋，那是十二赋吧 ? 现在捐给故宫博物院了。原来清华展览过一次，看了之后，不是精神上的震动，而是生理上的震动！这幅作品原是北大邓以蛰教授收藏的。他是邓石如的重孙。这幅作品字大，刚才说《圣教序》《争座位表》字都很小。我最怕刘墉、翁同和这样馆阁体，毫无美感。

刘正成： 季老，请您为《中国书法》题几个字，可以吗 ?

季羡林： 好的，好的。（起身为《中国书法》题字 )

三 书法文化意识与学者书法的崛起

季羡林： 弘扬中国文化，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弘扬我们书法文化，书法不仅有实用功能，还有艺术功能和生命陶冶功能。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之处。

王岳川： 对书法文化这个学统，今天有不少书法家已经数典忘祖。我目前一直关注中国当代书法诸多问题，如中国书法中民间书法问题、反精英主义问题、背对传统的“丑怪”书法问题、书法中的后现代“矮化”（比矮）问题、日本书法的横向挪用问题、历史虚无（经济全球化使然）问题、消除历史维度的书法空间张力问题，以及书法艺术边缘化问题等方面，做些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。在反书法性的“书法潮”中，我更加感到“学者书法”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。书法一般而言在今天有三个类型：一是“书法家书法”，二是“名人书法”，主要是指政府官员、名流等的题词，三是不太为人注意但是极为重要的“学者书法”。这些学者也可能是名人，也可能是他们去世若干年后发现的新名人。很多学者在世时，可能是默默无闻，包括曹雪芹在世的时候，穷得举家食粥，但如今“红学”养活了多少人。所以，很多学者在生前并没有求发达之思。但是他们的书却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世，泽被后代。后人日益感到他们学问和境界的高远。因此现在活着的学者，尤其是高龄学者几乎几十年、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花在了著书立说上，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见证和缩影，他们的思想浓缩在了他们等身的著作中。而他们的书法，他们对书法的倾心爱好，其实是他们的一种生命情怀。从这种意义说，当前书法试验的东西太多了，尤其是现代和后现代书法实验多了些，而象心迹心电图那样反映学者人格和心境的书法可能是少了些。我认为技巧实验和心灵体验二者不可偏废。学者的书法也可能是“法”，世纪风云浓缩在他的字当中，因而他们的字往往写得比较温润含蓄，在温润和含蓄中呈现出学者的文化积淀。因此，如果书法家的书法更多走向了市场，名人书法更多走向万人追逐的传媒，那么学者书法也应该走向民间，走向大众，走向社会，走进千家万户。除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广为人知外，他们的书法艺术作品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书法中的珍宝。

刘正成 ：王先生刚才谈到了二王传统和学者书法问题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。在季老休息时，还想请您再阐发一下季老刚才的意思。

王岳川： 季先生对《中国书法全集》编撰的评价为“中国书法，是世界上独特的。《中国书法全集》是开天辟地的，为我们民族立了一大功。”这一评价是相当高的。事实上正成先生主编这套书有着不为人们了解的意义。它在表面的恢宏与风光中，有数不清的艰辛和困难。他们面对日本《书道全集》已经出版三十多卷的挑战，要超越日本人编出一百零八卷书法全集，是非常艰难的。这种艰难不仅在于收集一些世所罕见的墨迹和拓片，同时还要对这些作品做出历史的鉴定和阐述，历史的分期，发掘一些为世人少见和盲视的东西。当然在商品经济时代做这样大型的文化建设事业，经费的奇缺，发行的困难，这些都能想象到的。季先生对他评价之所以这么高，是看到了书法不仅仅是技术，也不仅仅是艺术，书法是中国历史中最璀璨的一颗文化钻石。它所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民族在其实用性文字——在白纸上写黑字中留下踪迹的一个书写行动，而变成了一种高妙绝伦的艺术和文化。这是中华民族一个了不起的创造。刚才我们已探讨了西洋文字、少数民族文字的书写，是否称得上“书法”还值得研究的问题。汉字书法称之为书法，是当之无愧的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以一人之力组织一批中青年学者编撰一百零八卷书法全集，功在当今，利在后人。同时，我对《中国书法》感情颇深。我既是《中国书法》的读者，又是撰稿人之一。我觉得这份刊物有自己的独特理念，即一定要面向当代，不是把历史墨迹和历代拓片集成一期就发行出去。在群众书法大潮近二十年当中，《中国书法》更有责任也更有想法要出精品，出书法的高尖人才。我想这可能也是季先生对《中国书法》和《中国书法全集》评价这么高的内在原因。我也是 做如是观 。